“短命建筑”考问城市规划价值观
据媒体报道，沈阳绿岛体育中心曾经拥有亚洲最大的室内足球场。如今，这个投入约8亿元、使用寿命不到10年的体育场被爆破拆除。据知情人介绍，仅爆破这个体育场的费用就在300万元左右。
沈阳绿岛体育中心如此“夭折”，令人唏嘘。“绿岛之殇”是规划之乱，以及公共财政的巨大浪费。与之前建了又拆的“短命建筑”相比，绿岛体育中心虽然算不得极致，但又一次警醒世人。遏制拆了建、建了拆的随意行为，离不开“政绩考量”与“利益追求”的拷问。如何让此类“短命建筑”的悲剧不再上演，成为当前必须正视的现实课题。
如今，类似于沈阳绿岛体育中心的短命建筑频现：2007年1月，曾经的西湖边最高楼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2010年5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将停业拆除……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与亮丽景观相伴的，却是高楼大厦出人意料的“短命”。据沈阳媒体报道，绿岛体育中心被拆除之后，它的旧址将用于商业地产开发。对于绿岛体育中心被拆除的消息，一名沈阳市民在电话中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不解，“当初耗资巨大兴建这座亚洲第一的体育场，仅使用8年多就被拆除，那么当初是谁、是哪个部门批准规划建设的？现在，又有谁来承担体育场一建一拆造成的社会资源巨大浪费的责任？”“青壮年”建筑频繁“非正常死亡”，是我们造不出高质量的建筑，还是因为城市化的需要？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说：“中国人均可利用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紧张。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和个人‘政绩工程’的强大利益诱惑下‘敢下狠手’，不断拆新建新，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和耗费。因而，加强公共财政的绩效审核，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显得尤为关键。
记者以为，导致“短命建筑”大量出现的深层原因，是我国城市规划的价值观问题。现在GDP俨然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准。在此情况下，城市规划也就按照短期经济利益频繁变动。另外，规划法的严肃性不够，行政权力及长官意志的膨胀和无约束，也是中国建筑“三十而夭”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为了GDP增长，为了提升政绩，在城市乡村大拆大建。城市的魅力来自于历史文化的积淀，而不是GDP指标，或成片的花园洋房。其实，如何避免城市规划短期性和随意性，让城市规划真正科学、刚性、长远起来，更是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城市要建设，旧区要改造，但这与保护文物古迹并不矛盾。国外就有很多这样成功的范例，比如法国的巴约纳的旧城改造中拆除的只是一些建筑质量比较差的房屋，但对其他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进行维修，整治出具有传统氛围的街坊院落、小型广场等公共空间，根据现代生活方式的要求，适当加建部分必要的使用空间，比如保留了一段残留的罗马时代的城墙，并有机地融合在改造过的建筑主入口，将原有精美的楼梯保留并移位。巴约纳旧城改造工程创造了健康、宜人、优美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恢复了旧城原有的传统建筑风貌和历史价值，使之成为吸引居民回迁的重要因素。
建筑是有记忆的，城市也有记忆。希望我们不要用商业手段或所谓的“政绩”去抹杀了这些记忆。建设城市不能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场”，因为城市本质上都是人文城市。城市经济增长也许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还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但是人文特色却是永远不可“跨越”的。
沈阳绿岛体育中心如此“夭折”，令人唏嘘。“绿岛之殇”是规划之乱，以及公共财政的巨大浪费。与之前建了又拆的“短命建筑”相比，绿岛体育中心虽然算不得极致，但又一次警醒世人。遏制拆了建、建了拆的随意行为，离不开“政绩考量”与“利益追求”的拷问。如何让此类“短命建筑”的悲剧不再上演，成为当前必须正视的现实课题。
如今，类似于沈阳绿岛体育中心的短命建筑频现：2007年1月，曾经的西湖边最高楼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2010年5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将停业拆除……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与亮丽景观相伴的，却是高楼大厦出人意料的“短命”。据沈阳媒体报道，绿岛体育中心被拆除之后，它的旧址将用于商业地产开发。对于绿岛体育中心被拆除的消息，一名沈阳市民在电话中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不解，“当初耗资巨大兴建这座亚洲第一的体育场，仅使用8年多就被拆除，那么当初是谁、是哪个部门批准规划建设的？现在，又有谁来承担体育场一建一拆造成的社会资源巨大浪费的责任？”“青壮年”建筑频繁“非正常死亡”，是我们造不出高质量的建筑，还是因为城市化的需要？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说：“中国人均可利用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紧张。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和个人‘政绩工程’的强大利益诱惑下‘敢下狠手’，不断拆新建新，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和耗费。因而，加强公共财政的绩效审核，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显得尤为关键。
记者以为，导致“短命建筑”大量出现的深层原因，是我国城市规划的价值观问题。现在GDP俨然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准。在此情况下，城市规划也就按照短期经济利益频繁变动。另外，规划法的严肃性不够，行政权力及长官意志的膨胀和无约束，也是中国建筑“三十而夭”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为了GDP增长，为了提升政绩，在城市乡村大拆大建。城市的魅力来自于历史文化的积淀，而不是GDP指标，或成片的花园洋房。其实，如何避免城市规划短期性和随意性，让城市规划真正科学、刚性、长远起来，更是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城市要建设，旧区要改造，但这与保护文物古迹并不矛盾。国外就有很多这样成功的范例，比如法国的巴约纳的旧城改造中拆除的只是一些建筑质量比较差的房屋，但对其他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予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并进行维修，整治出具有传统氛围的街坊院落、小型广场等公共空间，根据现代生活方式的要求，适当加建部分必要的使用空间，比如保留了一段残留的罗马时代的城墙，并有机地融合在改造过的建筑主入口，将原有精美的楼梯保留并移位。巴约纳旧城改造工程创造了健康、宜人、优美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恢复了旧城原有的传统建筑风貌和历史价值，使之成为吸引居民回迁的重要因素。
建筑是有记忆的，城市也有记忆。希望我们不要用商业手段或所谓的“政绩”去抹杀了这些记忆。建设城市不能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场”，因为城市本质上都是人文城市。城市经济增长也许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还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但是人文特色却是永远不可“跨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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